作为故乡的异乡
——谈谷崎移居关西与“回归古典”
原题:『故郷としての異郷――関西移住と「古典回帰」をめぐって』
文/野口武彦(野口武彦)译/陈点灯
底本:『谷崎潤一郎論』中央公論社刊、1973(昭和48)年
在昭和9(1934)年写就的随笔《忆东京》中,谷崎这样回忆道:“我在那次大地震的当儿,发现自己无事的一刹那,一面挂念着在横滨的妻儿的平安,一面从心底涌起一股无可抑制的欢喜。太好了。如此一来东京就会变好了吧。”关东大地震在许多方面给予了谷崎这样那样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成了谷崎移居关西的契机。谷崎的移居,一开始不过单纯为了避难。这从他的《在冈本》(昭和4(1929)年)中可见一斑:“最初我并不打算在此地定居,早不过五年,晚不过十年以内,东京就会复兴了吧。在此之前暂在此地安身而已。”真正令他彻底在关西安顿下来,则是因为他“太好了,如此一来东京就会变好”的期盼最终并未成真。谷崎厌恶东京,并非是厌恶这片土地,而是因为他对自己出生成长的日本桥蛎壳町为中心的“旧江户”有强烈的眷恋之情。关东大地震不仅摧毁了略显脏乱的新兴都市东京,也将城中苟延残喘的旧江户风情一扫而光;且东京在震后复建过程中并未如谷崎所想,呈现纽约一样摩天楼林立的面貌,而是十分贫寒。
因此在大正12(1923)年9月20日,谷崎举家离开了东京这座灾害的余烬尚未熄灭的城市,迁至京都。与此同时,谷崎开始被关西的风土同化。可若是此时便轻率得出“谷崎迎来了回归古典的时期”的结论,明显是不正确的。试举一例:谷崎移居关西的两年后即大正14(1925)年写就的《阪神见闻录》中的内容便是其体现——“见闻”一词本就表示其人并无永住的念头。文章开篇便写道:“大阪人是可以满不在乎地让孩子在电车里小便的人种。”露骨地写出了他对关西人的反感。因此也不难理解他之后坦白似的写道:“因此我对这地方的人感到憎恶。”(《我所见的大阪及大阪人》)让我们回溯十几年,看一看在明治45(1912)年4月他首次游历京都时起草的《朱雀日记》。他在文末写道:“最叫我觉得不自由的,便是此地缺乏东京风情的女子和饮食。”可以看出,刚刚移居关西的谷崎,心境与多年前相比无甚变化,并未从传统老东京人“赘六厌恶”(译注:“赘六”可译为“人精”,这是江户时代江户(东京)人对上方(京都大阪为代表的关西地区)的谑称)的情绪中摆脱出来。谷崎后半生对关西风土的强烈依恋,并非完全被同化,而是始终抱有某种异国情调。这异国情调并不意味着谷崎终生都是个与关西风土相对的异邦人。相反,关西已在自己出生成长的东京之上,或者说,在作为故乡的“江户”之上。这里已经成为了他的精神故乡。且他并未失去在关西风土中感知异国情调的能力。谷崎文学中独特的异域风情大概就藏在此处吧。
总之,谷崎初见大阪人便是从辛辣的恶言开始的,这是很有趣的。遇见异质文化,自身本不抱有想要被同化的念头,只是求新求奇,出于新鲜感——这将会诉之于异国情趣呢,还是招来反感和厌恶呢?诚然,一开始,谷崎同大多数好吵闹的老东京人一样,毫不客气,大胆地批评来着。到他自述“渐渐喜欢上上方(关西)来了”,约莫是昭和2(1927)年的《饶舌录》。关于谷崎向关西文化归依的过程,让我们在之后谈《食蓼虫》时再做思考吧。笔者现在想要提出的问题是,虽说以“移居关西”一言以蔽之,但他很快离开了暂且落脚的京都,定居神户。
依《在冈本》中的解释,从京都移居神户的理由十分简单:“我说什么都忍不了京都寒冷彻骨的严冬。”——以生理条件为第一,果然有谷崎特色。然而自那之后,他的“搬迁癖”忽地消失了。“我永不会再有回去(东京)念头了。”或许除了谷崎自己所说,神户的土地上还有些旁的原因。“(在神户)洁白的不仅只有地面,还有河床的沙、护岸的石崖,星星点点散落在城市中的文化住宅(译注:近代日本的一种日西合壁住宅样式)的外墙也是白色的。而打破这单调颜色的,是这些房屋檐上的瓦片的红,作为建材的松木的红,还有浓重、新鲜的树叶的绿。谷崎在大正14(1925)年写成的《红屋顶》中描绘了神户风光的新鲜感。自不必说,这是他留下的理由之一。而谷崎被神户吸引,更重要的原因,毫无疑问是因为神户的“港城”属性。这里与关东大地震前,谷崎居住的横滨山手有共通的气场。早在明治23(1890)年,横滨、神户、长崎、函馆等地的外国人侨居地区,就已被收回。不难想象,在日常生活还不似今日这样欧化的大正年间,这些对外贸易港是远比现在更具异国情调的。谷崎在《港口的人们》(大正12(1923)年)中,这样描写他对横滨山手一带的印象:“不知怎的,这样与日本相去甚远的光景,叫我感到似是来到了遥远的异乡。”这种旧租界氛围,对这一阶段,即现代主义的谷崎的影响是必要的,换言之,谷崎拜赈灾所赐,不得已离开住惯的京滨地区,移居关西。而神户的市街在使他渐渐融入异乡氛围的过程中,起到了类似阀门一样的调适作用。
“老实说,在我二三十多岁时,不,直到四十岁出头,我最大的梦想都是“出洋(前往欧美国家旅行、留学)”。在昭和38(1963)年的《雪后庵夜话》中。谷崎这样坦白道,他直到七十八岁还没忘却自己青年时代的“出洋”梦,在大正4(1915)年的《独探》中谷崎尽情讲述了强烈的“西洋崇拜”之情,又仿照永井荷风的口吻将西洋艺术的雄浑壮大与日本艺术的小巧、低姿态、狭隘相提并论。谷崎在文末借文中主人公之口说“我不得不像人类仰视神灵一般看待西洋。”已有足够多的评论家,对谷崎非理性、幼稚的“西洋崇拜”做出了得到公认的评价。而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谷崎的西洋崇拜,本质上是官能性的憧憬这一事实。单纯对未知存在的渴望,便是这官能性的体现。具体说来,即贡献肉体的梦想。直截了当地说,西洋女性对谷崎意味着“强烈的色彩、复杂的手段与进步的结构之下”的性的欢愉。那些混血女性讲话时混杂着外语的奇怪日语腔调,还有她们那半黄半白的皮肤,便使横滨和神户成了部分满足谷崎享乐欲望的唯一场所。《友田与松永的故事》(大正15(1926)年)的主人公,屡屡到访横滨山手的白人女魔窟,这一人物显然是写在神户有类似行为的《食蓼虫》的重要原型。
因此在最初,谷崎对关西风土的异国情趣,即关西异国情趣,最多是以西洋为对象;而更强烈地,或多或少从属于他的补充物将这两者的关系加以详细解说的,便是我即将引出的例子——《友田与松永的故事》。友田与松永是同一人物的名字,与其说此人有二层人格,不如说他是极端的循环性气质(译注:指心理学、生理学上的气质,如多血质、忧郁质等)之人。与此循环的周期相同,他的身材常在肥胖与苗条间反复。当他肥胖时,他是友田。终日在“奇怪的梦之国——白人的欢乐境”中嬉戏。他在巴黎、上海,过着沉迷酒色的生活,到头来成了国际知名的女衒(译注:江户时代“介绍”妇女给妓院的人贩子);而到了相反的周期,此人回归本名松永,回到了“昏暗、温和、安稳的大和国土的故乡的家”。伊藤整也指出,此文中确有三年后《食蓼虫》中主题的萌芽。谷崎早在此时就已借名为友田和松永的杰基尔与海德故事(译注:英国作家罗伯特·史蒂文森的小说《化身博士》中著名的二重人格者),写出自己的两种欲求。文中的“大和古村”此时成了向西洋进发,具有官能色彩的冒险航海补给基地,成了武陵桃园般充满东方色彩与异国情调的风景,“故乡”的模样便从中逐渐显现。“女性皮肤的雪白”一开始给了友田无上的欢愉,却又立刻转为死亡的恐怖一般强烈的刺激。于是主人公听到了心中的呼声:“你这家伙还是早点回日本去吧,东洋人的体质便是见不得太多雪白、明亮的东西的。”与西方的“白”给人的恐怖感相反,日本那掺有黄色的“白”可使人心情平静——谷崎发现了另一种美感。他借友田之口多次重复表明自己的主张:东方情趣是全体的微暗,是与天真烂漫相反的雅致与风流。另外,文中的灯笼“梦幻的微明”形象,使人联想起平和与宁静,可以说这暗示着谷崎美学,即将进入《阴翳礼赞》的世界。
像这样谷崎先是写大和的古村,再是在《二月堂的黄昏》(大正14(1925)年)中描写了京都、奈良的古社古寺,进而在整个的关西风土中重新发现了故乡。这一过程中,谷崎寻找的不是作为生养之地的“第一环境”,而是对精神故乡——打了引号的“故乡”的重新发现。因此这一过程并未违背他对“异国”的追求,本质上仍是对同一对象异国情绪的深化。在谷崎向关西的自我同化中,常有对“故乡”的回归性和对“异乡”的志向性二者并存。不如这样说,无论怎样的异国情调,其基底都存在着某种自我回归性。总之,使谷崎心中“西洋异国情调”和上述的“关西异国情调”的比重发生对调的,我认为是在大正15(1926)年初谷崎的第二次中国旅行。我认为这次旅行对谷崎的精神世界变化有很大意义,顺便一提,旅行前一年的大正4(1915)年3月28日,谷崎寄给新潮社编辑的信中有“小生已准备四五月间出洋。较难将出洋前约好的稿件寄出,如何也要等到夏秋之时云云”可见谷崎本有前往西洋旅行的计划,笔者推测,或许是筹集旅费不易,谷崎便缩小了计划,再游中国。
谷崎在上海,以文坛前辈的身份受到了青年文人田汉、欧阳予倩、郭沫若等人的热情接待,尤其是郭沫若,在谷崎醉酒不适时给予了他亲切的照顾。谷崎第二次访华只停留在上海一地。而8年前的大正7(1918)年他首次来华时,除了上海还游览了北京、天津、汉口、苏州等地。也许是前一回的北京游和后一回的上海游之间的差异,二者在文化的自我同一性等方面给了谷崎什么启发——从《忆东京》等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他来说,当时在上海等殖民地城市做旅行也是一种“西洋”的代偿。
“大正七年我前往中国旅行,仅是为安慰自己难以满足的异国趣味。而旅行的结果,是我对东京的厌恶、对日本的厌恶又加深了一层,这是因为中国还保持着前清时代的模样——平和娴静的都会与田园,还有丝毫不逊于电影中的西洋的上海、天津等近代都市。新旧两种文明在这里同时存在。同是过渡时期,日本却处在失了一个又追求着另一个的沼泽中,而中国因国土中有租借地这样的“外国”存在,两种文明可以并行不悖。”
这段大正七年的访华感想,到了八年后谷崎再度到访上海时被相当程度的修正了。显然是由于他与已经开始参与革命运动的中国青年文人们的交往而发生的。“我们国家古老的文化眼下正被西洋文化一点点侵蚀”。谷崎通过这些中国文人的本国意识对上海的文化殖民地性有了新的认知。他从漫步在上海的街道“像踏上了欧罗巴的土地一般感到了欢喜的滋味”到将上海称作“崇洋媚外的城市”(《上海交游记》),这之间明显有着难以忽视的思想鸿沟。这使得谷崎开始重新思考受西洋影响更深的日本,使他重新意识到日本对西方的模仿有多廉价。谷崎开始以上海为镜,持一种文明批判的观点,重新审视日本的欧风文化。“想了解中国必须去北京。”(《上海见闻录》)这些字句如实体现出谷崎似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自我同一性。这一新的认识使他在回国后重新审视日本,做出了“若是问日本在哪里,我回答日本在从大阪到中国边,日本列岛的西半部”(《我所见的大阪及大阪人》)这样的推断。其实这是逻辑的必然。《鲛人》中某位登场人物也有这样的台词:“我眼前不再是幽邃、引人冥思的北京,而是浅薄丑恶的东京。”不过此时的谷崎已在日本找到了他的替代品,且在这一极具转机性的场合中,有一位母亲的形象掺杂在其中。笔者不由得觉得这实在是很有谷崎的风格。这一重要时机便是大正十五年的除夕夜,谷崎受邀在欧阳家吃年夜饭。欧阳予倩的母亲给谷崎留下了很强的印象,甚至使他在心中暗自产生了“请您允许我这迢迢赶来的旅人也叫您一声妈妈吧”(《上海交游记》)这样的念头。过路的旅人偶遇中国老母亲,谷崎想起“三十几年前,在东京日本桥的家中时父母的模样”。昭和7(1932)年,谷崎又写道,“今日的东京平民区已完全失去了旧日的模样,然而我不经意间在京都或大阪的老旧街区,通过那些似曾相识的、四壁涂着泥灰的房子和有这格子门窗的房子,重新体会到了那种感觉。(《我眼中的大阪及大阪人》)读到这里,相信各位读者都已见怪不怪了吧。对谷崎而言。“母亲”、“日本桥的家”、“三十几年前的东京下町”等一连串如今已失去的意象,正是自己应当归属的文化的自我同一性的象征和实体。谷崎用它发现了中国古都的大陆文化正统性,又用这一观点重新发现了京都或大阪的旧街市的“忘却的故乡”。而这文化同一性中的女性及“母亲”形象藏着谷崎文学中某个重要的秘密——以《痴人之爱》中的娜奥蜜为代表的“恶女”形象,成了与之相反的文化混血儿,即“崇洋”的体现。
作者
野口武彦(1937~)
生于东京。评论家。毕业于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以近世文学研究者身份活跃在学界,同时发表以现代作家为对象的长篇评论。其中《谷崎润一郎论》获龟井胜一郎奖。其他著作还有《从<源氏物语>中读江户》(获艺术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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